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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继兴的BLO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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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刘继兴,作家,文史学者,传媒资深人士,山西柳林县人,现工作定居太原。生于1970年,199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,十余年来,在文、史、哲以及美学、传播学等领域均有建树。共发表各类作品550余万字。有《刘继兴读史》、《魅力毛泽东》、《历史的迷踪》、《哭泣的历史》、《历史上的那些牛人们》、《民国大腕》等著作问世。主编有《读史》丛书系列。 联系方式: Email:ljx6039@163.com QQ:41684069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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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一记录皇帝与草民辩论的奇书  

2010-02-24 10:14:13|  分类: 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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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雍正七年(公元1729年),雍正皇帝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行了《大义觉迷录》一书。全书共四卷,由雍正皇帝钦定编纂,内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谕、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、张熙等口供两篇,后附曾静《归仁说》一篇,目的是为了“教育”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。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与平民囚犯进行大辩论的书,也是史上泄漏宫廷内幕、隐秘最多的一部御制国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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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义觉迷录》的刊行,缘于湖南的曾静投书案。
  
曾静其人,性迂阔,喜谈道学,有反清思想,是清代很有名的书生“革命家”。他生于1679年,卒于1741年,湖南永兴鲤鱼塘镇人。幼年丧父,母亲把他拉扯大,家境十分贫寒,他曾醉心于功名但屡试
不第,于是断了科举入仕之念,在乡村闭门授徒,经常向学生们散布反清言论。

 

雍正五年,曾静在省城读到了清初杰出思想家、诗人和时政评论家吕留良的文章,对“其中虽有数十年,天荒地塌非人间”的诗句,佩服得五体投地,认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,无皇帝之命。

 

出于仰慕之情,曾静派得意门生张熙去浙江拜谒吕留良,但当时吕留良已去世四十余年了。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交给张熙其父的一批著作,有日记纂一本,诗集一本,日记草本四束,抄本文集四本,散诗稿一束等。不虚此行的张熙把这些著作带回后,曾静如获至宝大喜过望。
  
静下心来仔细研究了“革命导师”吕留良的这些文集后,曾静更加坚定了自己反清的政治主张,他先后写了《知新录》、《知几录》两本书。在《知新录》里,他大胆放言:“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,不
得不遍历城中,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……”;“中原陆沉,夷狄乘虚,窃据神器,乾坤翻复”;“华夷之分,大于君臣之伦,华之与夷,乃人与物之分界。”又称:“春秋时皇帝,该孔子做;战国时皇帝,该孟子做;秦以后皇帝,该程子做;明季皇帝,该吕留良做,如今却被豪强所寿。”他还集中列举出雍正皇帝的“十大罪行”,即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、贪财、好杀、酗酒、淫色、诛忠、任控等,说雍正皇帝是历史上少见的暴君。

 

曾静以“华夷之分”理论入手排满,并四处宣传,鼓励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满族统治,光复汉业,俨然一位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启蒙思想家。

 

雍正六年,曾静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两次要求进京觐见,却被皇帝拒绝,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,而岳飞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杀的,所以岳家与满族有世仇。曾静便派学生张熙带着他的书信到西安去找岳钟琪,策动起兵反清。曾静的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责骂之词;又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为作为岳飞后裔的岳钟琪,劝他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,为宋、明二朝复仇。

 

岳钟琪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,出身于武将世家,祖父岳镇邦曾任左都督、绍兴总兵,岳钟琪本人也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乱时立下战功而升为四川提督,随后又在雍正二年(公元1724年)率军随同年羹尧大将军入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,由于战功卓著,加之年大将军因为飞扬跋扈被雍正整肃,结果岳钟琪接任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位置,一时间可谓是圣眷正浓,春风得意。
   
但是,川陕总督这个位置一向为满族权贵子弟所垄断,岳钟琪虽说是汉军八旗出身,但依旧被人嫉妒中伤,一些人躲在暗处给雍正偷打小报告,说岳钟琪存有反心。据雍正后来说的,足足有一箩筐之多
。这些猜疑和诽谤,并非都是空穴来风。就在前一年(雍正五年,公元1727年),有个叫卢汉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:“岳公爷带川陕兵造反了,西城门外开有黑店,要杀人!”弄得当时谣言四起,人心惶惶。当然,这个卢汉民后来很快被抓住,经严格鉴定,此人是精神病患者,有关部门最后将之从速处死了事。
   
“卢汉民事件”发生后,岳钟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辞职,但雍正对此颇不以为然,他不但没有责怪岳钟琪,反让岳钟琪继续“鼓励精神,协赞朕躬,造无穷之福,以遗子孙!”

 

圣上如此宽厚待己,岳钟琪自然是感激涕零,对清廷忠心不二,根本无意造反,反而一直想寻找机会报答皇上。这次张熙来劝岳钟琪谋反,给岳钟琪一个向皇帝效忠尽力的好机会,由于事情重大,岳钟琪派人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雍正,请求如何处理。密旨很快就到了,雍正在谕旨中不无恼怒地说,“遇此种怪物,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”的手段,严加审讯。雍正还主动建议说,不要采用原先那种简单粗暴的刑讯逼供,而要想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进行诱供,定要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。

 

于是,岳钟琪按照雍正的密旨,开始秘密审问张熙。张熙倒还有点骨气,打死我也不说。岳钟琪使了个诡计,假称前面是试探他,还和他歃血为盟,岳钟琪见张熙已经落入自己的圈套,便顺势说自己也早想造反,但苦于自己身边没有诸葛亮、刘伯温这样的谋士,一时也无从动手。张熙听后,就上当了,便说自己的老师曾静英明睿智,必定能担此重任。不仅如此,张熙还得意地告诉岳钟琪,他们在湖广、江西、两广、云贵六省都已发动了群众,“一呼可定”,反清事业定然成功。

 

此时,岳钟琪方知曾静是幕后指使人。岳钟琪获得真实情况,马上向雍正作了奏报。由于张熙已说出内部情节,曾静也无法隐瞒实情,交待了他们与浙江吕毅中、吕留良弟子严鸿逵等人的联系。之后,雍正立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栾禄、副都统党罗海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,联合拘讯曾静。

 

雍正得知曾静的荒唐之举是受吕留良的影响后,便对早已去世多年的吕留良恨之入骨。吕留良向以操守自重,不仕清,而是招徒讲学,很有名气。顺治时,他参加过考试,后来归隐山林。地方官几次以“山林隐逸”要他出来做官,他都辞谢。吕留良招徒讲学,号召人们要坚持汉民族立场,不要为夷狄政权服务。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中,从未承认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权。康熙时期,有人推荐吕留良做“博学宏词”的考选,他也不参加。最后,他终于削发当了和尚,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病逝。尽管吕留良隐居山林之中,从事著书立论,但他的排清念明思想和骨气,以及学识渊博,存留在大江南北,影响了大批后人,
  
雍正帝将曾静与死去的吕留良严格划分:“曾静只讥及朕躬,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;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,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,造作妖妄,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,尤较曾静为倍甚者也
。”

 

于是,龙颜大怒的雍正帝下了严旨:“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、诗集、日记及他书,已经刊刻刷印及钞录者,于文到日出示遍谕,勒限一年,尽行焚毁。”

 

清朝官员一边在湖南逮捕曾静、张熙,一边在浙江迫害吕留良的家人。吕毅中和沈在宽(严鸿逵学生)被诛杀,连去世多年的吕葆中(吕留良之子)也遭到掘墓戳尸的处分。还将吕、严两家直系家族凡十六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处斩,十五岁以下的母妻姐妹不是奸杀,就是发配功臣家为奴,真是惨绝人寰。连刊刻吕留良之“逆书”的车鼎丰、车鼎贲,都是秋后执行斩首,孔用克、周敬舆私藏禁书,也被“斩监候”。
  
雍正为让曾静、张熙作为活口人证,对之耐心“开导”、软化,使软骨头的曾静从反清转而竭力谴责吕留良,吹捧清王朝,并写出《归仁说》,从理论上陈述清朝统治的合法性,要世民“归仁”于清。
曾静同时为自己误信了吕留良的邪说表示痛心忏悔,说什么“该死该剐的罪,尽是吕留良之说所陷”,误解了英明君主。同时,又对雍正大肆歌功颂德,什么“皇上渊衷至仁,天性至孝,发虑至诚,修己至敬,而道德之纯熟,学问之深渊,历练之缜密,处事之精详,则又一理之浑然”,赞美:“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,超越千古”,是“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”也。

 

后来,雍正给曾静以特别优待,不仅没有责罚,而且还玉食锦衣地将其供养起来。他命令地方官员安排曾静到湖南观风整俗使任职,又命奕禄带他到江宁、杭州、苏州等各省学府去现身说法,当众认错,并为雍正辟谣,宣扬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爱民的各种功德,以消弭全国文人的反清情绪。

 

通过审讯曾静,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、允禟等人的忠实随从,在各地宣扬他用非法手段篡夺皇位的内幕,针对曾静、吕留良及弟子严鸿逵的反清观点,写出关于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辩论,并与曾静的供词及《归仁说》,汇编成《大义觉迷录》四卷颁发天下。这本书的书首为雍正的一篇万言长谕,其后是讯问曾静等人在狱中受审的供词,最后附上曾静的《归仁说》一文。

 

四卷本《大义觉迷录》是曾静的文字狱的历史记录,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雍正在曾静投书案结束后,亲自编纂,刊刻成书。

 

《大义觉迷录》刊印后,雍正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堂,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,玩忽不学习者治罪。1730年4月4日,《大义觉迷录》的第一套刻版完成。第一批印刷了500册,分发给在京的文武大臣,第二批印成后发送给各省高级官员,各省督抚还收到一套作为其所在省的印书馆的范本,以便刻制新的木刻印板,分发给本省的大量的低级官员,后者继续传递给县镇内的读书人。

 

疆域辽阔的大清国中,大多数人并不识字。雍正皇帝选取了才学与道德都值得他信赖的文人,派遣到西北宣讲《大义觉迷录》的宗旨。这些长期埋首于儒学经典与权力斗争中的京城官员,穿越还算繁华的市镇,走到人烟稀少的乡村。在所到之处,他们建立起一座座临时“龙亭”,焚烧香料,在努力营造的庄严气氛中,大声宣讲授《大义觉迷录》。据记载,当时在兰州的一场讲授中,宣讲者是郑禅宝,大约有一万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,虔诚的听讲,在理应人烟稀少的酒泉,则有两万人加入了听众的队伍。全国的其他各地,也是书声琅琅,对《大义觉迷录》的宣讲不绝于耳。
  
雍正十年,轰动一时的曾静投书案以严惩允祀的追随者及吕留良后人,宽释曾静、张熙而告终。雍正说:“朕治天下,不以私喜而赏一人,不以私怒而罚一人。”并下令说:“曾静系朕特赦之人。”释放曾静时,雍正皇帝还说:“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。”

 

然后,雍正的继承者乾隆却和雍正对此事的看法不一样,甚至是背道而驰。雍正死后,新君乾隆登基仅仅四十三天,就将曾静、张熙处以磔刑,并严令收缴和销毁《大义觉迷录》,列为禁品。若是民间有人私藏或阅读此书者,一律处死。从此《大义觉迷录》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,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,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。《大义觉迷录》今存雍正年间内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,另有光绪末年香港仁社书局铅印本,解放后中华书局有排印本。

 

乾隆之所以与雍正处置曾静谋反案大相径庭,有他周密的考虑。他在青年时代目睹了这场文字案的前前后后,他清楚认识到:父王想将诽谤公布天下,以获清白,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。对曾静谋反案和吕留良文字狱案的公开审讯和批判,实际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审判台;雍正的“华夷之别”的新释、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、皇宫中的秘闻丑事泄露、皇子间尔虞我诈、文武大臣间明枪暗箭等等,统统详细地记录于《大义觉迷录》一书中,损害了万乘之尊皇帝的形象,暴露了国祚和宫廷的绝密,起到反宣传作用,根本达不到使臣民“觉迷”的目的,只能更增强人们的反清排满情绪,对清朝统治极为不利。因此必须彻底剪除禁锢异端思想的蔓延,肃清其流毒。同时留着这两个弥天重犯”当“反面教员”,更难以起到“感化”教育的作用,干脆一杀了之。(刘继兴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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