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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继兴的BLO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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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刘继兴,作家,文史学者,传媒资深人士,山西柳林县人,现工作定居太原。生于1970年,199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,十余年来,在文、史、哲以及美学、传播学等领域均有建树。共发表各类作品550余万字。有《刘继兴读史》、《魅力毛泽东》、《历史的迷踪》、《哭泣的历史》、《历史上的那些牛人们》、《民国大腕》等著作问世。主编有《读史》丛书系列。 联系方式: Email:ljx6039@163.com QQ:41684069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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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中曝光率最高的牛人  

2011-02-17 00:20:3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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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学界公认的西方研究中国历史之最高水平的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中,梁启超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,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、权臣都要高,是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中曝光率最高的人。

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中曝光率最高的牛人 - 刘继兴 - 刘继兴的BLOG

 

 

年轻时代的毛泽东曾对两位近代奇才推崇备至,一位是“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,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”的曾国藩,另一位就是“献身甘作万矢的,著论求为百世师”的梁启超。


杨昌济于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毛生泽东言……渠之父先亦务农,其外家为湘乡人,亦农家也;而资质俊秀若此,殊为难得。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,引曾涤生、梁任公之例以勉之。”杨昌济是毛泽东的恩师,他指点毛泽东读书与治学,“引曾涤生、梁任公之例以勉之”,就是说杨昌济常常引用曾涤生、梁任公的实例来勉励毛泽东。曾涤生即曾国藩,梁任公即梁启超也。所以,在学生时代,毛泽东对曾国藩和梁启超最为关注。


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曾国藩:“愚于近人,独服曾文正,观其收拾洪杨一役,完满无缺,使以今人易其位,其能如彼之完满乎?”这是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信中所说的话,这里的所谓“独服曾文正”,主要是指佩服曾国藩“收拾洪杨一役”的“完美无缺”的军事手段。后来毛泽东于延安时代也曾劝党的高级干部说:“要读一点曾文正公的家书。”晚年,毛泽东于1969年1月曾说:“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。”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《曾国藩家书》中,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“咏之珍藏”。毛泽东曾说: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。他认为曾编纂的《经史百家杂钞》“孕群籍而抱方有”,是国学的入门书。


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很高,他曾说:“曾文正者,岂唯近代,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;岂唯我国,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。”康梁分道扬镳后,曾国藩著作长伴梁启超左右,使他在几次重大挫折与激愤中,能很快恢复平静沉着。


而论及对青年毛泽东成长影响最大的近代人物,则非梁启超莫属。梁启超是一位罕见的各科皆治的通才,对毛泽东在思想、政治观点、文章风格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这一点是任何近代人都无法比拟的。
 
梁启超,字卓如,号任公,又号饮冰室主人、饮冰子、哀时客、中国之新民、自由斋主人等,广东新会人。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,著名的政治活动家、启蒙思想家、资产阶级宣传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和文学家。他六岁就学完五经,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,12岁中秀才、17岁中举人,其早慧与聪颖之超人,实属世所罕见。中举时的主考官李端棻盛赞梁启超是“国士无双”,爱其年少才高,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,把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,李惠仙比梁启超长4岁。两年后,二人完婚。


梁启超22岁就跟着康有为公车上书,成为名动一时的士子领袖,1898年,25岁的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一跃成为了“乱党”头子。戊戌变法之后流亡,又担任《时务报》主笔,一纸风行海内外。“十年之后当思我,举国欲狂欲语谁”(梁启超诗句),生动刻画了梁启超当时的走红指数与巨大的影响力。


梁启超举人出身,立过宪保过皇,流亡海外之后思想大变,为捍卫民主宪政不惜与老恩师康有为反目;梁启超另一个难能可贵的地方,就是他敢于否定自己,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。他是一个能够与时俱进的思想启蒙大师,对五四时期陈独秀、胡适等一代知识人有思想哺乳之功。


梁启超的思想影响过很多人,弟子也大都很厉害,如率先举起反袁大旗的蔡锷将军,就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之一。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水平也是无人可及的,他的9个孩子都是人杰,其中出了三个院士。长子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,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;次子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,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。五子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,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一门三院士,世所罕有。


毛泽东比梁启超小20岁。受时代的局限和环境的制约,毛泽东小时候在私塾中所能接触到的书不过是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这些传统的东西,很难接触到到一些新思想。


1907年,14岁的毛泽东才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早期改革家冯桂芬的《校邠庐抗议》和郑观应所著的《盛世危言》。这两本书都是讲学习西方,变法维新,振兴商务,强国富民,使毛泽东学到了许多新知识,眼界大开。这些新鲜的知识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而又奇妙的世界,毛泽东为之很是振奋。

 

25岁时就挟戊戌变法之雄风而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的梁启超,此时正纵横捭阖地驰骋在思想舞台上。梁启超不仅继承和发挥了近代思想解放先驱者冯桂芬、郑观应等的思想,而且突破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思想框架,以《新民丛报》为主要阵地,宣传新思想,传播新观念,介绍新知识,为一批立志改革的青年所倾倒。他以半文半白的流畅可读的文字,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奥的强国富民的大道理,再交织着动人心肺的热烈的情感,吸引了社会上数以百万计的读者,梁启超迅速成为那时舆论界的“执牛耳者”,具有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,时有中国百年以来第一时评家之誉。


特别是梁启超所创造的“新民体”,被认为是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伟大贡献之一,这种带有“策士文学”风格的“新民体”,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、模仿者最多的文体,而且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,至今仍有着很大的影响。梁启超的“新民体”气势如虹,读之使人酣畅淋漓,有大快朵颐之感,如他写于1905年的《俄罗斯革命之影响》,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,如山石崩裂,似岩浆喷涌:“电灯灭,瓦斯竭,船坞停,铁矿彻,电线斫,铁道掘,军厂焚,报馆歇,匕首现,炸弹裂,君后逃,辇毂塞,警察骚,兵士集,日无光,野盈血,飞电刿目,全球挢舌,于戏,俄罗斯革命!于戏,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!”然后,以“革命之原因”、“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”、“革命之前途”、“革命之影响”为题分而析之,丝丝入扣。难怪胡适说:“梁先生的文章……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,不能不跟着他想!”

 

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梁启超好生敬佩。1910年,毛泽东从他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过期的《新民丛报》。他如获至宝,爱不释手,认真阅读,反复思考,直到里面的不少文章都“可以背诵出来”(《毛泽东年谱》,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,上卷,第9页)。毛主席尤其喜欢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连续刊登的《新民说》。这篇论文分20个专题,以新颖的文字,令人信服的哲理,论述了自由、民主、权利、义务、社会道德、社会组织、国家思想、尚武精神、个人自尊、新民素养等重要的社会理论问题。毛泽东读后,茅塞顿开,忽然明白了许多道理。他不仅将一些重要的段落加点画圈,而且还在旁边写有批语。现藏在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《新民丛报》第4期,就留有毛泽东对梁启超《新民说》中“论国家思想”一节的批语:“正式而成立者,立宪之国家也。宪法为人民所制定,君主为人民所推戴。不以正式而成立者,专制之国家也。法令由君主所制定,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。前者,如现今英、日诸国;后者,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。”


此时,毛泽东在梁启超的影响下,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现代国家观念,对专制制度有所批评,对梁启超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有一定的好感。1911年春天,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,当听到广州黄花岗反清起义失败的消息后,义愤填膺,立即写了一篇文章(大字报),贴在墙上,呼吁推翻清朝统治,让孙中山、康有为、梁启超来组织新政府。1936年,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回忆那时的感受说:“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,思想还有一些糊涂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、梁启超的钦佩。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。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,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,康有为当国务总理,梁启超当外交部长!”


事实上,毛泽东这时对梁启超的崇拜远胜于康有为。他习惯上将“康梁变法”说成“梁康变法”。他曾一度取笔名为“学任”,他曾解释说这个笔名含有学习梁任公之意。他还学梁启超的“新民体”去写文章,文风活泼,感情充沛,煽动性极强。1913年,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,他的语文老师袁仲谦就批评他不应该学习梁启超的“新民体”,因为这种文体比较适合报刊,要写深厚而真正说服人的好文章,还要学习韩愈等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。此后,毛泽东的文体才有一定的转变。


不过,梁启超在毛泽东心中的崇高地位丝毫没有减弱。


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,毛泽东在致好友的信中,对梁启超广博的知识十分推崇,特别赞成其“先业词章,后治各科”的研究方法(《毛泽东年谱》上卷,第18页)。

在青年毛泽东的身上,很容易寻找梁启超的影子。那时毛泽东写的一些文章中,很喜欢征引梁启超的论述。梁任公所著的《论私德》、《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》、《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》、《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》等,毛泽东都征引过其中的片段,或吸收了其中的观点。在1915到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,毛泽东几乎和梁启超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

毛泽东对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千古名文——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推崇备至。(梁启超写出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时,袁世凯得到消息,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,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,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。梁启超将银票退回。 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,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,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,何必再自寻苦吃?梁启超回答说,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,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。)毛泽东将此文和其他一些反袁的文章,如《袁世凯之解剖》、《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》、《军中敬告国人》等编为一本小册子,名为《梁启超先生等对时局之主张》,在湖南第一师范和长沙到处散发,影响颇远。袁世凯帝制败亡后,梁启超提出南北和解,远在长沙的毛泽东也持同样的观点。


1918年春天,毛泽东和知心好友决定成立一个革新社团的时候,起名叫“新民学会”。这个名称显然是来自他最喜欢的梁启超的《新民说》。


梁启超于1929年病逝。他学术研究涉猎广泛,在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经学、法学、伦理学、宗教学等领域,均有建树。他一生著述宏富,有多种作品集行世,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《饮冰室合集》较称完备。《饮冰室合集》计148卷,1000余万字。

有趣的是,当代最红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对梁启超佩服得五体投地,说梁启超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,对世界经济尤其的股市的建设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。请看郎咸平的演讲:“1922年,疯狂的交易所热潮终于落下了帷幕。随着门庭若市迅速变为门可罗雀,难以维系的交易所纷纷破产,最终存活下来的交易所只剩下六家,信托公司也只剩下两家。中国进入了证券交易的冰河期。然而,在惨痛的现实面前,中国当时已经有睿智的思想家提出了世界级的解决方案,而日后美国、英国的证券市场正是按照这种解决方案的思路完成了股市的重建,那么,如此睿智的中国思想家是谁呢?是梁启超。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,你看他说过什么话:‘华人不善效颦,徒慕公司之名,不考公司之实’。也就是说,我们中国人学不像,我们只是仰慕公司的名字就开始炒股,而不考察公司的实际基本面。这是他的原话,多厉害,他可是在100多年之前说的。梁启超没有在沃顿商学院念过任何一天的经济学课程,完全凭自己的悟性。还有,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股市出了什么问题?缺乏信托责任。这个批评放到今天来用,都是非常适合的。梁启超怎么说?‘是信,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,而以其全权委托少数之人为众所信用者。’也就是说,由少数有信用的人来经营企业。什么是信用?就是信托责任。他认为当时的股市缺乏信托责任。这种智慧之言,很可惜没有流传下来。其实他讲的话和我今天讲的话是一样的,我的水平也就是这样。可是我告诉你,我是受过西方教育的,我拿到沃顿商学院的博士学位之后,才有这种水平,他可没有,可见这个人有多聪明。”(刘继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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