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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继兴的BLO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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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刘继兴,作家,文史学者,传媒资深人士,山西柳林县人,现工作定居太原。生于1970年,199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,十余年来,在文、史、哲以及美学、传播学等领域均有建树。共发表各类作品550余万字。有《刘继兴读史》、《魅力毛泽东》、《历史的迷踪》、《哭泣的历史》、《历史上的那些牛人们》、《民国大腕》等著作问世。主编有《读史》丛书系列。 联系方式: Email:ljx6039@163.com QQ:41684069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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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南陈北李”建党时鲜为人知的细节  

2011-06-29 10:58:2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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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党史上有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之佳话。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新版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“党的早期组织”部分就开宗明义地写着:“最早在中国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。”

 

“南陈北李”之并称,彰显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当时的地位、作用和影响力。两人的姓前之所以冠之以“南”和“北”,并非单指陈为安徽安庆人,属南方,李为河北乐亭人,属北方,而主要是指建党时期陈独秀在上海、广东,而李大钊在北京从事一项共同的伟大事业:两人一南一北,交流往来,研究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名称、纲领、组织筹备等问题,最终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。在建党过程中,有一些细节鲜为人知。

 

陈独秀1915年创办《新青年》,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,掀起了一场震撼中国近代历史的新文化运动,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思想上的解放。十月革命之后,他又将《新青年》转变为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,造就了一批职业革命家。中共早期的革命领袖和骨干,几乎无一不是受到《新青年》的感召而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。早在1917年9月,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谈中就高度评价陈独秀,他说:“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,发展其理想之世界,行之以身,著之以书,以真理为归,真理所在,毫不旁顾。前之谭嗣同,今之陈独秀,其人者魄力雄大,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”。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,多次称“他(陈独秀)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”。中共“七大”时,毛泽东还说,“他(陈独秀)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,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。他与周围的一群人,如李大钊同志等,是起了大作用的。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。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了干部。”周恩来在东渡日本留学时,曾称“《新青年》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”。朱德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,谈及他读《新青年》后的感受时说:“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遇,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。”

 

1917年,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,使李大钊敏锐地看到一条新的出路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,李大钊逐渐认识到他长期求索的“理想的中华”,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,依靠工人阶级,走十月革命的道路,才能成为现实。他于1918年发表了《庶民的胜利》和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两篇文章,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。从这时起,李大钊的思想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,由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。他在演讲与报刊文章中,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,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。

 

五四运动爆发后,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,这使李大钊欣喜地看到,在中国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,开始有了可能。陈独秀在“五四运动”中不仅发挥了领导作用,而且,身先士卒,冲锋陷阵。1919年6月8日,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,起草了著名的《北京市民宣言》;6月11日,陈独秀又和邓初、高一涵到宣武门外的“新世纪游艺场”散发《北京市民宣言》,当场被捕。陈独秀受了三个多月的牢狱之苦,在社会各界的营救、声援下于9月16日获释。

 

从监狱获释的陈独秀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,警察局不准他擅自离京。可性格倔强的陈独秀根本不理睬他们的制约。1920年1月底,他到武汉参加了武昌文华大学的毕业典礼,并发表了演说。警察们直到看了报上的报道,才知道陈独秀出北京了。于是,他们风风火火地跑到陈独秀家兴师问罪。
  
胡适晚年在《口述自传》里描述了那生动的一幕: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,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。谁知正当他在写请帖的时候,忽然外面有人敲门,原来是位警察。“陈独秀先生在家吗? ”警察问他。“在家,在家。我就是陈独秀。”
  
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。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曾报道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“无政府主义”,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还在家中。
  
那位警察说:“陈先生,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。根据法律规定,您如离开北京,您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! ”
  
那位警察便拿了陈独秀的名片走了。独秀知道大事不好。那位警察一定又会回来找麻烦的。所以他的请帖也就不写了,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。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,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。因而,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。
  
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,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,等他回来。
  
为了能让陈独秀安全离京,李大钊雇了一辆小骡车,化装成生意人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。
……  

胡适所说的“李大钊雇了一辆小骡车,化装成生意人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”的这一天,是1920年2月14日,为躲避军警的追捕,陈独秀头戴毡帽,打扮成讨账的财主,乘着一身账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钊赶着的带篷骡车,出了北京朝阳门直奔天津。沿途住店一切交涉,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,不要陈独秀张口,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。因此,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,即购买外国船票,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。

 

1927年5月,曾与李大钊同办《晨报》,并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撰稿的高一涵,在武昌中山大学做的《李守常同志事略》报告中,还提到1920年2月14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同去天津时的一个细节,说陈李二人“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。 ”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骡车中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的一段佳话。

 

1920年4月间,俄共(布)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,了解中国情况,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。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。曾是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的罗章龙回忆,李大钊曾找他们几名学生与维金斯基进行过一次座谈。维金斯基用英语向他们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,也讲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种种困难。维金斯基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,了解苏俄的十月革命。同时表示,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。维金斯基离开北京时,李大钊写了一封信,介绍他去找陈独秀。
  
维金斯基的来访,让陈独秀非常兴奋。他对张国焘说,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。正是在维金斯基的鼓励下,陈独秀加快了建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步伐。从5月开始,陈独秀邀约李汉俊、李达、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。8月,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,这是全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,参加者有陈独秀、李汉俊、李达、陈望道、俞秀松等,陈独秀任书记。对于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,新版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给予了这样的评价:“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、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,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,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”。
  
1920年9月,张国焘回到北京后,把陈独秀希望赶紧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意思,告诉给李大钊。张国焘记得,“李大钊略经考虑后,即毫无保留的表示赞成。 ”此前,他还考虑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成熟。但此时,他认为“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,判断也较为正确,现在他既已实际开展活动,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……” 10月,李大钊与张申府、张国焘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。李大钊为负责人。罗章龙、刘仁静、邓中夏、高君宇、何孟雄、缪伯英、范鸿劼、张太雷等先后加入,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。

 

接着,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第建立起来了,迅疾呈星火燎原之势。在这些组织的建立过程中,陈独秀和李大钊都起了关键的作用。

 

1920年初,陈独秀去武汉讲学期间,结识了失业工人郑凯卿和时任《汉口新闻》报记者的北大学生包惠僧,对他们宣传革命道理。1920年秋,刘伯垂被陈独秀介绍入党,并派回武汉筹建党组织。与此同时,他又派李汉俊到武汉,找到昔日留日同学董必武,请他帮助共同建党。是年秋,包惠僧、刘伯垂、董必武、陈谭秋、郑凯卿等人成立中共武汉支部,并“推定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”。

1920年春夏之交,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,与陈独秀多次交谈。回湖南后,陈独秀给毛泽东寄来《共产党》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,委托他在长沙建党。11月,中共湖南支部成立,毛泽东任书记。

 

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后,陈独秀曾写信给他的朋友——济南齐鲁书社负责人王乐平。王乐平比较开明,但无意建党,就将此事委托给济南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和济南一中学生邓恩铭。1921年初,王尽美、邓恩铭等人建立了共产党济南早期组织。

 

1920年9月,广州无政府主义者曾成立了一个所谓的“共产党”。陈独秀来到广州后,对其进行改组,重建了广东共产党支部,一批无政府主义者退出,陈独秀亲任书记,后改由谭平山继任。

 

1920年10月,张申府应邀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,陈独秀委托他建立法国支部。张申府回忆说,到了法国“介绍刘清扬入了党。接着我和刘清扬又介绍周总理入了党”,“不久赵世炎到了法国,他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。接着陈公培也到法国来了,他也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。于是我和周总理、刘清扬、赵世炎、陈公培成立了小组,没有正式名称,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” 。

 

1922年7月,正式组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,负责人为张申府、赵世炎、周恩来、陈延年。蔡和森、李立三于1921年11月回国后,由陈独秀和陈公博介绍他们入党。

 

旅日支部的主要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,都是陈独秀在上海介绍入党的。施存统回忆说:“我于1920年6月2日去东京,与周佛海联系,成立日本小组,陈独秀来信,指定我为负责人。”陈独秀在前往广州途中曾逗留香港,李义宝、林昌炽、张仁道3人特意上船拜望。不久,根据陈独秀的意见,他们在香港创立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。

 

当时,这些党组织散布各地,有的还远涉重洋,名称很不统一,有的叫“共产党”,有的叫“共产党支部”,有的叫“共产党小组”。后来一些党史著作将党初创时期的地方组织统称为“共产主义小组”。

 

李大钊在各地建党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,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13位代表中和李大钊有重大联系的有4位,非重大联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李大钊革命情怀影响的代表有6位。特别是毛泽东,曾称李大钊为“真正的老师”。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: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,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1921年7月23月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。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有:李达、李汉俊、张国焘、刘仁静、毛泽东、何叔衡、王尽美、邓恩铭、陈潭秋、董必武、周佛海、陈公博,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参加了会议。他们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党员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。在会议进行过程中,突然有法租界巡捕闯进了会场,会议被迫中断。于是,最后一天的会议,便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举行。 

 

中国共产党的成立,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,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。

有人问陈独秀,人们说“南陈北李”,你比他如何?他答曰:“差之远矣!南陈徒有虚名,北李确如北斗。”问者说,自谦乎?他说:“真言实话,毫无虚饰。 ”

 

其实在建党的过程中,“南陈北李”相比较来说,陈独秀的历史功绩应该更大些。1995年,肖克将军明确指出:“南陈北李,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。但陈独秀应属首位。”“一大”时,当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,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陈独秀的学生或追随者。其中,他在北大时的学生有:张国焘、刘仁静、谭平山、谭植棠、陈公博、张太雷、罗章龙、高君宇、邓中夏、何孟雄等;他亲自上课指导过的学生有:罗亦农、肖劲光、刘少奇、任弼时、汪寿华、柯庆施等;他亲自介绍入党的党员有:施存统、周佛海、赵世炎、陈公培、蔡和森、李立三、刘伯垂、林伯渠等;他的直系亲属有:陈延年、陈乔年;其他如: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瞿秋白、俞秀松、恽代英、包惠僧、林育南、郑凯卿、王尽美、邓恩铭等,也都是受他影响很大的追随者;他的挚友同事有:李大钊、张申府、李达、陈望道、李汉俊等。而参加中共“一大”的13位代表中仅他的学生、追随者和亲自介绍入党的就有8人。(刘继兴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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